《诗篇》第137篇，写于国家的危难时刻，其背景大致如下：公元前586年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护卫长尼布撒拉旦率兵攻陷耶路撒冷，“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”，抢夺了圣殿及王宫中的众多贵重之物，并将国中的政府官员、上层人士、技术人员等众多社会精英掳到巴比伦（参王下25∶8－21）。自此，南国犹大宣告亡国，进入巴比伦囚虏时期。被掳巴比伦之后，百姓倍受思乡之苦，并饱受外邦人的奴役之苦。对故土的眷恋和对敌人的仇恨，让他们充满伤痛。面对国仇家恨，一名犹大人提笔写下这首诗歌。
作者开门见山地写道：“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，一追想锡安就哭了。”这是作者内心世界的真实流露。被掳巴比伦之后，犹大人一直被巴比伦人奴役，替他们干着繁重的体力活。当他们在巴比伦河边坐下时，或许正是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 后的短暂歇息。面对仇敌的奴役，面对身体的劳倦，作者本能地想起了曾经哺育过自己的故土，也想起了圣殿里那神圣而庄严的崇拜，于是泪眼婆娑，既而泣不成声。
除了身体的劳倦，更有心中的屈辱。巴比伦人在利用犹大人劳动的同时，还想从这些人身上找点乐子，他们要求犹大人为他们唱一首“锡安的歌”，妄图把犹大人作为欢娱的工具。这无疑是一种公然的凌辱，亦是一种无端的挑衅。犹大百姓深知这一点，所以他们拒绝向巴比伦人献媚。他们“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”，坚定地拒绝这些人的无理要求：“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？”相比那些“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后庭花”（杜牧：《泊秦淮》）之辈，和“暖风熏得游人醉，直把杭州作汴州”（林升：《题临安邸》）之流，犹大人的决心和勇气，让人肃然起敬！
犹大人深知国家的苦难，所以他们把自己的感情与民族的利益完全融合在一起：“耶路撒冷啊，我若忘记你，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。我若不记念你，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，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。”这是何等真挚的感情！自己的技巧可以忘记，自己的快乐可以抛弃，但对故国家园的热爱，永远不能忘却！
与对国家的挚爱形成鲜明对比的，是作者对敌人的仇恨：“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，以东人说：‘拆毁，拆毁，直拆到根基！’耶和华啊，求你记念这仇。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，报复你像你待我们的，那人便为有福。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，那人便为有福。”作者正是要通过对敌人的仇恨来表达对国家的热爱，他在真诚地期待上帝的介入，为他们报仇雪恨。诗歌中的“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，那人便为有福”，很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，认为此句太不人道，但需要指出的是，这只是作者心里的宣泄，而并不代表有此行为。其中所表达的感情，与岳飞“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渴饮匈奴血”的诗句颇为相似。
今天的中国基督徒没有像诗歌作者那样深重的国仇家恨，但我们依然需要本诗作者那种与国同悲的真挚感情。今天的中国，社会稳定、经济腾飞、科技进步，各个领域都有着突飞猛进的发展。然而，其中所存在的问题也不在少数，潜在的危机依然很多。我们需要居安思危，常存忧患意识。体制改革问题、法制建设问题、社会分配问题、社会保障问题、公益强化问题、环境保护问题、道德滑坡问题、贫富分化问题、官场腐败问题，等等，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。我们应当为这些问题的存在而悲痛，更应当为这些问题的解决而努力，这便是基督徒与国同悲的爱国情结。2008年的“5·12”汶川地震之后，万民齐哀，举国同悲，中国基督徒与全国人民一样，追念遇难同胞，积极参与救灾，这便是与国同悲的具体体现！
